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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点”
得知“冰点”被封的事情,心也一下子降到了冰点。
既然选择了这样的价值理想,那就让这种沉重的东西成为另一种快乐的源泉。
“关系”交易的存在才是大学生就业的最大障碍
看了这么多大学生就业问题的讨论,唯有这篇才是切中要害的。
问题就在于我们这里还未达成真正的市场经济,现今推行的模式只能算是“准”市场经济。这其中的根源,深究下去,正是国粹的人际“关系”(广义的)在起着作用。然而,人们的目光似乎忽略了“关系”因素的参与,或者确切地说,是人们不敢真视现实,没有勇气去探索、去说出关于“关系”的事实真相。
国人判断就业前景的依据,只是照搬西式经济学中科学的方法。严格的经济学规律运行,需依赖于有着科学的理性,以及与个性自由、民主和法制等人文价值理性相匹配,而这些精神要素恰与中国的传统制度及国民习性不相吻合。
纯粹运用经济模式去解释就业率的情况,其前提之一,是西方经济学中提出的“经济人”假释,但这只是一个抽象的虚构,经济分析中的“人”只是将经济范畴进行人格化而已,若套用于我们的经济活动中,则行为价值的实际趋向有着较大的偏离。而人是最高等的情感动物,即使在西方,人们的经济行为也不能完全脱离感情和人文价值的基础,在本土,更因国人不象西方人那样追求个性自由和独立、以及科学主义的理性精神,而是处于宗法人伦的传统氛围里,积习深厚,国人的经济活动和其他社会活动参与着太多的人情色彩,从而使得经济行为的价值趋向明显发生偏离扭曲,这也是本土的市场经济难以获得全面展开的文化原因。因此,就业与否的根源,也可以说是深层的问题,还得于我们社会的宗法人伦所达成的“人际关系”成因之中去寻找。
…………
“关系”形式的泛滥促成了社会结构的超稳定特性,在这种社会惰性之中,使得生产关系的新陈代谢和吐故纳新有所迟滞。具体来说,在企事业单位中的一些年长员工,即使业务技能低下,知识老化,思维僵化,体力不支,也并不会很快退下岗位或被置换掉。因为,既然有关系形式的人情主义存在,使得国人的处理事务时候,会综合考虑工作成员“关系”的密切程度,使之区分为,“圈里”的人和“圈外”人,对“圈里”人,多讲人情少讲功利,反之则少讲现代法理型的德性而多讲功利,于是纯功利性目标的成就打上些折扣。
国人的活动既然处于人伦社会的大环境之中,人际纠纷处理的传统方法必定是以人治的形式取代了法治的裁决(总体上)。所以不仅是打工者,连私营业主及其企业也感到法制的不健全、不可靠,而其利益难以得到有效的保障,取而代之的是依赖着“人情网络”的维系,即“关系”的庇护。因此老板聘用员工,特别是在需要有忠诚德性素质的岗位上,理所当然地优先考虑录用自己的至爱亲朋,靠着亲缘关系的紧密凝聚力来达成目的,而绝不是招聘业务素质好的“外来”人员,靠着法制化的合同条款来保障,要不然则是危险的举措,譬如聘用了“外人”来做销售业务,工作时间长久了,“外人”就会翅膀羽毛丰润起来,就会“翘尾巴”,自己独立起来,然后将原先雇主的一部分业务“挖”掉,这种例子多的是,不枚胜举。
新毕业的学生即使不选择就业,而是自己去创业谋生,那么同样遭遇到的是营建“关系网”的困境。因为中国社会特色的人伦决定了,凡是从事一切社会性活动,均是在人伦环境之中展开的,当然在准市场经济发展较好的沿海大城市里,“关系”因数淡薄些。但是不管怎样,创业项目所需求的条件中,假如缺乏“关系”因子,则成功几率或者说赢利就会减少若干百分比,于是就得在“社会大学”里学习“关系学”,而这又得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
深入言之,作为受过高等教育、志向于成为白领的大学毕业生来说,就业不单单是为了挣钱谋生,而且还是实现自我价值的一个重要途径,使自我发展成为有社会成就,从而提升社会地位,然而工作环境笼罩在社会宗法人伦的状况之下,即使充分就业了,其工作的成就也会打上折扣。因为人伦之意就是关系的形式,到了工作单位里,就是学会中国特色的“做人”。由于人格模式的差异,为此,进入中式体系之中的工作环境,得务须放弃自己在学校中学得的西式的人文理想,以使扭曲知识分子的气质、骨气以及内心良知,学会做起事情来惟领导者马首是瞻,与群众“打成一片”,这在以前的计划经济时代特别明显,现今余风尤存,而如此作为势必降低人才的业务素质。所以,从前尽管就业率很高,但是人才事业的成就率也就很低——与作为宗法人伦的“关系”形式水平的“域值”来量度,大体还是同构对应相称的。
如今,人才市场出现的“供需两欠”情景,该促使国人推动改革开放向着深度和广度的进发了。
全文链接:施卫江:《关系:大学生就业难的根源之一》
辩解是没有用的
金元浦涉嫌抄袭这样的消息公布出来,已经不算是什么惊奇之事了。每次上文化研究网站都能看见这张脸,所以就不会想到看熊猫了。
甚至可以想到他那种尴尬的表情,其实他的文章也没怎么看过,真的也很不喜欢看。这样折腾以后,那个网站还能做下去吗?
汉字的命运
“汉字有一个大缺点,就是有形无声(虽然大多数于古是形声字),给它加上一个音标,实为今后之要务。而用世界公用的罗马字母,制定中国国民的读法拼法,把本国的名称写成拼音字的形式,其事尤为切要。” (一九二八年钱玄同致蒋梦麟的信)
“汉字真正是世界上最龌龊最恶劣最混蛋的中世纪的茅坑。”(瞿秋白文集二卷六九○页。)
“汉字是愚民政策的利器”,“劳苦大众身上的结核”,“倘不先除去它,结果只有自己死。”(鲁迅全集六卷一六○页。)
“走世界共同的拼音化道路”(毛泽东)
“在原始的非‘相对主义’的意义上,逻各斯中心主义是人种中心主义的形而上学。它与西方历史相关联。当莱布尼茨为传授普遍文字论而谈到逻各斯中心主义时,中文模式反而明显地打破了逻各斯中心主义。(德里达《论文字学》一一五页)
“(庞德(Ezra Pound))这种用完全形象化的语言写成的诗歌与马拉美(Mallarme)的诗歌一起成了最深厚的西方传统的第一次突破。中国的表意文字对庞德的作品的吸引力可以被赋予全部历史意义。”(德里达《论文字学》一三八页)
从诙谐到和谐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怎么建立胡锦涛先生提出的和谐社会呢?我不知道诸位找到答案没有。我自己倒是从汉语的危机中看到通向和谐社会的必由道路。当然我今天说出来,可能又要像我五年前的预言一样落空。
在我看来,要实现和谐必要经过诙谐,不知诸位还记得汉语里的这个词不?诙谐是通向和谐的手段。在这方面,我们的汉语里虽然有诙谐一词,但我们实在太缺乏幽默感,太缺乏喜剧精神,太缺乏怪诞思维,太缺乏反讽意识了。甚至可以说,程朱理学之后的汉语,鲁迅、胡适之后的汉语,要寻找精神的高度,要寻找精神性的突破,诙谐是必不可少的中间环节。
诙谐对于精神的解放是极为重要的,它证明并赐予我们精神的成熟,它打破了拘泥于事物常态的单调逻辑,建立了一种自由奔放、充满意外和欢乐的想象力。它是一种真正的创造性智慧。我以前不曾注意到这一点,我跟大多数人一样,过于相信真理或价值的优先性,过于相信悲剧的美感,没有想到悲剧也会把人压垮,没有想到对于无价值的人物应该也可以撕破。因为在精英衰败的时候,我们已经不能痛哭流涕,我们不能乞求,我们也不能忍受,我们唯一的权利就是喜剧。
笑是我们的权利。我们都知道一句谚语,穷人是笑着生活的。一个自主的穷人当然是笑对生活的。在我们民间有大量的笑话、小品、讽刺语言,就是一个证明。据说今天的中国人不太会笑,统计数据百分之四十以上的美国人觉得自己是快乐的,只有百分之九的中国觉得自己是快乐的。前不久《中国青年》的编辑问我,社会责任有快乐可言吗?似乎在一般人眼里,现在有社会责任感的人太少了,因为大家都去追求快乐去了。但统计数据却说明中国人并不快乐。这说明相当多的穷人受了精英们的污染、侮辱和损害,所以失去了笑的能力。
我今天这么说,其实对我自己也很难的。我自己并不习惯幽默。我们太愿意遵从事物固有的经验,无能发现其超验的联系。在我们中间还缺少莎士比亚式的、拉伯雷式的、卜伽丘式的汉语人格和汉语思想。
笑不一定出于欢乐,比如它可能是对痛苦的反击。一个人存在得愈彻底、愈实际,就愈会发现更多的喜剧因素。这不是我的话,这是克尔凯郭尔的话。在我们人类已经发明创造的喜剧大超市里,已经有了诙谐、悖论、怪诞、幽默、黑色幽默、讽刺、反讽等多种产品形式。如何生产出我们自己的当代喜剧,如何让人们笑起来,这不仅是一个勇气问题,也是一个道德问题。当我们看到好莱坞的卡通片里面,那些动物木偶们都说出了极富人性的话时,再看看我们那些道貌岸然的精英嘴里,却吐出了利维坦式的怪物语言,我们有什么理由不笑起来呢?他们以为他们演悲剧或正剧,为什么我们不能用笑声或用我们的汉语告诉他们:我们恭逢盛世,看到了我们时代盛大的喜剧演出?
喜剧精神是一种坚定的理性主义,一种绝对的个性主义,一种实在的历史时间观念,它在汉语语境里能向我们揭示许多悲剧都无法表现的生存处境。今天的汉语,相当多的是在自说自话,自我导演作秀,它没打算和你说话;还有一类汉语充当教育、宣扬、宗教训命式的工具,或者承载民生疾苦、为民请命的容器,它的意识形态色彩过重了。汉语缺乏一幅整体性的中国风景,缺乏有关中国人生社会的总体性描述。这就需要个体精神向喜剧的高端前进,去拓展喜剧的空间,哪怕是黑色喜剧的空间,去发现幽默,哪怕是黑色幽默。我们生活中有太多的一本正经的东西,有太多的恐怖、清规戒律,有太多片面而愚蠢的严肃性,我们需要把他们撕破,找回我们固有的自由,恢复我们的趣味、爱、幽默和笑的能力。
选摘自世纪中国:余世存:《笑谈精英衰败》
已经被人揭发了,跟鸡一块回来的。其实一直很关心它的安危,因为它被严严实实地安在了汽车的后座箱里。
“它会不会被闷死?。。。。。”一路上弱弱地问了好几次。
司机一脸郁闷:“闷死就闷死,反正过年就要杀的!”
下车取行李的时候,看见鸡还活着,朝我瞥了一眼。
转自友人博客的一段文字
亲爱的妹妹,我要告诉你的话,这些都来自我心。你必须找到除了爱情之外,能够使你用双脚坚强站在大地上的东西。你要找到谋生的方式。现在考虑不晚了。我从来不以为学历有什么重要,天才都不是科班,但,不是科班,连龙套都跑不了。 你必须把那些浮如飘絮的思绪,渐渐转化为清晰的思路和简单的文字。华丽和漂浮都不易长久。你要知道,给予文字阅读快感不够的,内容,思想,境界,灵魂,精神和智慧,这些才重要。不要多看那些和你一个路数的女作家的文字。不要琐碎,无病呻吟。不要想到什么就写。不要流于小感伤和小感动。 妹妹,我要你相信温暖,美好,信任,尊严,坚强这些老掉牙的字眼。我不要你颓废,空虚,迷茫,糟践自己,伤害别人。我不要你把自己处理得一团糟。节制自己的感情。不是任何人都能要。体验生活,是另外一回事,并不意味着堕落和放纵。千万不要认同那些伪装的酷和另类。他们是无事可做的人找出来放任自己无事可做的借口。真正的酷是在内心。你要有强大的内心。要有任凭时间流逝,不会磨折和屈服的信念。 不是因为在象牙塔中,才说出我爱世界这样的话。 是知道外面的黑,脏,丑陋之后,还要说出这样的话。 妹妹,好好去爱,去生活。青春如此短暂,不要叹老。偶尔可以停下来休息,但是别蹲下来张望。走了一条路的时候,记得别回头看。 时不时问问自己,自己在干吗。 伤心和委屈的时候,要嚎啕大哭。哭完洗完脸,拍拍自己的脸,挤出一个微笑给自己看。不要揉,否则第二天早上会眼睛肿。 给自己一个远大的前程和目标。记得常常仰望天空。记住仰望天空的时候也看看脚下。 任何时候,任何人问你,有过多少次恋爱,答案是两次。一次是他爱我,我不爱他。一次是我爱他,他不爱我。好的爱情永远在下一次。 别给同一个男人两次伤害你的机会。别轻易说出“爱”。相信你的直觉。不要招惹别人的男人,除非你非常非常爱他,并且,他非常非常值得爱。看看一个男人的朋友们是什么样的,注意他的朋友们对待女人的态度。还有,千万别相信一个不准备将你介绍给他的朋友圈子的男人。一个男人不再来找你的时候,就不要再去找他。不要相信在恋爱上用手段的人。分手时不要口出恶言。吸取教训,但不要后悔。后悔没有用。 别干撕照片,烧信,撕日记这样一类三流爱情电视剧中才有人干的事。 相信爱情。相信好男人还存在,还未婚,还在茫茫人海中寻觅你。别说“男人没一个好东西”这样使别人误以为你阅人无数的话。 答应我,永远不要去做那种午夜背着行李,从一个男朋友家,流落到另一个男朋友家的女人。 爱物质,适当地。永远知道精神更重要。比那些名表,名牌,时装,更加美丽的是你自己。 别瞧不起劳动人民。不要为劳动羞耻。土地不脏,汗味不难闻。请尊重那些似乎生活状况不如你的人,因为这样才是尊重自己。永远体恤那些生活在底层的人们,因为我们的亲人就是在这些人群中。我们不娇贵。 不要小看一分钱。不妨自己去挣挣看。 被朋友伤害了的时候,别怀疑友情,但提防背叛你的人。原谅,但并不遗忘。做人存几分天真童心,对朋友保持一些侠义之情。 要快乐,要开朗,要坚韧,要温暖。这和性格无关。 我担心你太低调,有时要强悍一点,被欺负的时候,一定要讨回来!但是不要记恨。小人之见,随他们去好了。怜悯,会使你高贵。 要原谅这世界和自己。要告诉自己,我值得拥有最好的一切。
准备回家,过个好年。据说明年很走运,期待。
懂了还是不懂
对自己要求高,也不能对别人要求高。这话没错。
但这个别人是挚友或是爱人时,还要不要想想?
“ 世间最美好的东西,莫过于有几个头脑和心地都很正直的严正的朋友,他们之间相互了解。”又重温了下Albert Einstein的这句话,原本只是觉得不错,把它记下来;但现在读来,才真正感受到那种内心的强烈期待。
道德美感
“革命的信仰来自道德美感。”--- 《八九点钟的太阳》
马上想到的便是康德。
[转载]记录影片《八九点钟的太阳》的片名出自一句广为流传的毛泽东讲话:“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正在兴旺时期,好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 影片《八九点钟的太阳》以两小时篇幅展示文化大革命的起因和历史。它以1964年到1971年间的事件为主体,上溯五十年代的大跃进和四十年代的延安整风,下延1976年的天安门事件和1980年对“四人帮”的公开审判,时间跨度纵横数十载。《八九点钟的太阳》以新中国同龄人的经历为主要线索,探讨共产党建国后不断激进的革命教育与革命文化对这代人的影响,讲述当时处于不同地位的人的不同经历与感受,以及他们或主动或被迫卷入政治运动的复杂动机,从而力图再现一代人由热衷乌托邦理想转变为面对现实独立思考的心路历程。
《八九点钟的太阳》不以编年记事的方式来综述文革,它侧重于展示曲折的个人故事和家庭的悲欢离合,以此来发掘文革这样一个对千百万个人的命运产生重大影响的历史事件的内涵。
影片中的十几位受访者中,有分别来自三个家庭的成员——前国家主席刘少奇的遗孀王光美和女儿刘亭、文革期间因言至罪而遭枪杀的遇罗克的弟弟遇罗文、及曾一度担任毛泽东秘书的李锐和女儿李南央。影片的其他受访者包括在红卫兵运动初期深具影响力的骆小海、名字被媒体歪曲利用的宋彬彬、为文革留下珍贵影像见证的摄影师李振盛和赵立魁、著名画家黄永玉、学者朱学勤、徐友渔、王力雄等。
《八九点钟的太阳》影片由Long Bow Group制作,美国国家人文基金会提供主要经费。导演卡玛(Carma Hinton)、白杰明(Geremie Barmé)、高富贵(Richard Gordon)
《八九点钟的太阳》的制作者
《八九点钟的太阳》由美国独立制片公司——长弓影视(Long Bow Group)制作,由卡玛(Carma Hinton)、白杰明(Geremie Barmé)和高富贵(Richard Gordon)联合执导。
卡玛(Carma Hinton)一九四九年生于北京,在文革中渡过青少年时光,当过工人,一九七一年离开北京。美国宾州大学毕业后,曾任教于韦尔斯利女子学院(Wellesley College)、麻省理工学院(MIT)等院校,讲授中国语言、文化和电影,一九九九年获哈佛大学中国美术史系博士。卡玛在《八九点钟的太阳》中倾注多年心血,将这一段自己亲身经历的历史以多角度多层次的方式再现出来。影片中的采访均由母语是中文的卡玛用中文提问,从数百小时的内容中精选出来。
在摄制《八九点钟的太阳》之前,卡玛与丈夫高富贵(Richard Gordon)已有二十多年合作制片的经历,曾拍摄多部有关中国题材的影片,如反映中国绘画艺术的《张大千》、以农村民俗为题材的《正月》、《高跷》。他们合作拍摄制作的表现中国大陆农村社会变迁的三部曲——《小喜》、《天地玄黄》和《百草》曾在美国及世界各地的全国性电视台放映并获二十多种国际电影大奖。高富贵(Richard Gordon)是摄影师出身,除了与卡玛合作之外,曾担任多部中国和美国题材影片的摄影师,其中包括美国《国家地理杂志》、加拿大国家电影协会、美国公共电视网的《新星》、《前线》、《美国经历》等节目系列,以及许多独立制片的摄制组,如《远方的和谐——帕瓦罗蒂在中国》和《中国革命》等。一九八六年、一九八八年高富贵分别荣获古根海姆基金会奖金和洛克菲勒文化基金会的奖励
白杰明(Geremie Barmé)是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的教授,在《八九点钟的太阳》中他与卡玛共同担任撰稿。白杰明曾于文革后期在北京、上海、沈阳等地居住学习多年,七十年代在香港担任《九十年代》杂志的英文编辑,对中国社会各种文化现象具有长期的观察和体验,先后撰写和编辑多部关于中国社会、文化的著作,孜孜不倦地向西方介绍、评论中国知识界、文化界的新潮人物和现象。主要著作有:《赤字:当代中国文化论》、《毛的阴影》、《艺术的逃难:丰子恺的一生》、《火种:中国良心的声音》、《新鬼旧梦:中国异议者的声音》等等。白杰明还翻译了巴金、杨绛等中国作家的大量作品。作为中国问题的权威评论者,白杰明的文化时论、图书评介等多种文章广见于各种中英文杂志、报刊和学术期刊。
杂感
回想起来,要写的事总有很多。
第一次给学生上课。尽管效果一般。
第一次做报纸。尽管离期望十万八千里。
第一次出书。尽管是烂书。
但确实是一些全新的体验。我也深切地感受着这种丰富性。也是过去一年最大的财富。
今天辞了reading,没原因,只是觉得做不了什么。
离开这个地方,不是离开阅读。阅读如立顿奶茶般的温馨。
近日淘的旧书
本雅明:《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三联,8元
贡布里希:《理想与偶像》,上海人民,12元
阿恩海姆:《艺术与视知觉》,中国社科,15元
克罗奇:《作为表现得科学和一般语言学的美学的历史》,中国社科,7元
H·里德:《艺术的真谛》,辽宁人民,8元
勃兰兑斯:《十九世纪波兰浪漫主义文学》,人民文学,5元
缪塞:《一个世纪儿的忏悔》,人民文学,5元
赫尔岑:《谁之罪》,上海译文,5元
都德:《磨坊书简》,三联,5元
陈徒手:《人有病 天知否》,人民文学,10元
结束了一个阶段
有了点空闲,博客也得重新经营起来了。